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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运动后的施政报告与预算案(郭荣铿)

社会运动后的施政报告与预算案(郭荣铿)

雨伞运动之后,不论对这场运动持什幺立场的人,大概都会对香港的前景不感乐观。一方面,人大决定不动如山,政改方案难望通过,因政制缺陷而衍生的恶果依然困扰香港;另一方面,更令人担忧的是特首梁振英完全无意化解社会矛盾,反而在《施政报告》再点火头。

儘管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比梁振英好些,至少愿意认识雨伞运动反映和衍生的问题,然而《财政预算案》一如以往偏重「派糖」,没有任何长远政策或社会投资去处理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。

香港其实不是没有转危为机的经验。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,从5月初到10月,香港左派由发起罢工和示威,演变成使用枪械和炸弹的暴力行动,导致包括示威者、警察和市民共五十多人死亡。可是,香港在六七暴动之后,社会不但没有继续撕裂和沉沦,反而逐步跃进,原因是当年的港英政府肯认真研究暴动的起因和反映的社会问题,然后改变管治方针,推出重大的政策和投放巨额的资源做社会投资。

由于暴动由工人发起,时任港督戴麟趾认为有必要改善劳工的状况,因此修订劳工法例,赋予工人更多权益,例如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、每周四十八小时的工作制;准许女性职工享有产假;设立劳资审裁处处理劳资纠纷等等。此外,戴麟趾深感暴动反映官民沟通不足,于是暴动后一年即推行「民政主任计划」,把港九划成十区,每区设民政处及民政主任,收集民意,接受投诉,并向市民提供谘询服务,以改善官民关係。